第436部分
“难道你疑心两府之内有辽人细作？”
“不敢。”何去非连忙摇摇头，道：“下官倒不相信辽人通事局如此神通广大，只是汴京之内，必有辽人细作，却是无疑的。”
“那又有甚要紧？”韩忠彦笑道：“难不成辽国的中京、上京，便没有我大宋的细作么？”
“只因辽主与耶律信，皆是聪明睿智之辈。便除此二人之外，如今北朝朝廷中，才俊之士，亦为数不少，断不可轻易之。参政试想，若是两府诸公，皆知道这是假意议和，那朝中便不会有反对之声音——细作将这些传回辽主那儿，那辽人如何肯信？”
韩忠彦这才明白何去非担忧之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不由哈哈大笑，点头对石越道：“这倒的确不可不防。我大宋朝廷之中，事无大小，的确都免不了要有议论不同者。这和战大事，若说众口一辞，却是说不过去。不过咱们不可以找几个人演双簧么？”
何去非欠身道：“若是演的，便免不了会露出破绽。两府诸公，何人主战，何人主和，只怕辽人心中都有些主意了。若是某人举止反常，便易启人疑窦。况且皇上年幼，即便两府诸公能演好这场戏，总不便叫皇上也……”
他这话虽吞吞吐吐，但韩忠彦马上便也明白石越担心的是什么事——他害怕皇帝年纪太小，管不住嘴巴，泄露了机密。但这番话，石越自然不便说出来，所以要借何去非的口来说一说。
这番担忧，亦不能说是杞人忧天。韩忠彦心下计议，又望着石越问道：“那么子明丞相之意是如何？”
石越听到韩忠彦点了名的问自己，便不好再叫何去非来回答，当下笑道：“窃以为此事便是师朴与持国丞相、尧夫相公知道便可。”
“那皇上那……”
“欺君乃是大罪。然事有经权，祖宗社稷才是大忠，说不得，只好先瞒上一瞒。待事后，吾辈再向皇上请罪。”石越淡淡说道：“陛下虽然年幼，然毕竟已有贤君之象，必不责怪。若果有罪责，越一身当之。”
韩忠彦想了想，点头道：“丞相言重了。此事便依丞相的主意。既如此，我也不急着回京，只修书一封与持国丞相、范尧夫，说明此事。皇上的诏书，便由下官担了这个责任，就当是下官瞒了下来，丞相从不曾见过这诏书便是。然后丞相与下官再分头上表，向皇上讲明议和之利，有持国丞相与范尧夫在内呼应，皇上纵小有不愿，最后多半还是会答应。”
石越万料不到韩忠彦肯替自己分担责任，他原本还忧虑这样做法，得罪小皇帝太深，但韩忠彦是小皇帝愿意信任的人，有他出面，他压力自也是小了许多，因此亦不由得大喜，抱拳谢道：“如此真要多谢师朴了。”
韩忠彦连忙抱拳回了一礼，道：“子明丞明何必见外？论公这是为赵家社稷，论私你我也算是一家人。说起来，倒还有一件私事，要与丞相商量。”
“师朴请说。”
韩忠彦笑道：“是有人请我作伐，为的是我那外甥女的婚事……”
但他话未说完，便已被石越笑着打了个哈哈打断，“师朴，这事却由不得我做主。”
韩忠彦一怔，却听石越又说道：“不瞒师朴，我与令妹膝下便只此一女，自小便娇宠惯了，令妹更是视若掌上明珠，日夜便担心她出嫁之后与夫婿不能相得，故此许下愿来，要让她自己择婿。只是小女顽劣，如今进士都不知看了几榜，竟没得一个入她眼的。我与令妹，为此头发都不知掉了多少。我虽不知师朴说的是哪家小舍人，然这事还是先与令妹说去，待小女点了头，我再看不迟。要不然，我虽看了满意，她却不答应，白白让我着急一场。”
韩忠彦看着石越愁眉苦脸的样子，又是惊讶，又觉好笑，却也不便相强，只好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既是如此，我便回京再去找我妹子商量。只是丞相，这事却也不好久拖。过得三年，皇上便是要选妃了，我在京时，颇听些闲话，道是皇上看中了我那外甥女。虽说自古以来，后妃之选，都是太后做主，也由不得皇上，况且这些闲话也当不得真。但终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外甥女年岁也到了，早该适人，不如便此釜底抽薪，免了这个后患。”
韩忠彦这番话，当真是如平地惊雷一般，石越素知韩忠彦并非胡乱说话的人，他既然提起此事，那便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但他身居高位已久，心中虽然吃惊，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来，只是轻描淡写的笑道：“师朴说笑了，我大宋又不是汉唐，便是我想做皇亲国戚，也没这个福份呢。只须太后在一日，这后妃，只好向开国功臣家寻，别家再如何痴心妄想，亦不可能。”
韩忠彦哈哈一笑，却也不再多说，笑道：“丞相说得是。听说这次辽国的致哀使是韩拖古烈，此人亦是一时俊彦，可惜未生在我大宋。丞相可知他吹得一手好笛子，只不知我能不能有此耳福……”
2
虽然唐康对议和颇有腹诽，以至于韩拖古烈一行途经冀州之时，竟托病不见。但命运却仿佛在故意捉弄唐康，韩拖古烈前脚刚走，从大名府又传来命令，与辽人的秘密接触，正式搬上了台面，两国使节谈判的地点，便定在武邑县。韩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对高太后进行礼仪上的祭奠，并向宋朝皇帝呈上国书，辽人显然有点等不及，要求同时在冀州或者永静军对和议的条款进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应。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者是耶律昭远为首的三人，而宋朝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辽国的经验，宣台选中的使者，便是唐康与吴从龙。
唐康心里面虽然老大不乐意，却又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吴从龙为名在武邑多拖延几日，以待朝中生变——这在唐康看来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没想到吴从龙对这差遣十分卖命，竟是昼夜兼程赶来，还带来了宣台想要的和议条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条件之后，唐康几乎是目瞪口呆，若说此前对石越同意与辽人议和还有些许怀疑的话，此刻也是荡然无存。在唐康看来，石越提出来的条件，辽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的。议和肯定能够成功，难怪吴从龙如此高兴与卖力——按宋朝的惯例，他办成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后，必定高升。这等于是将一件天大的富贵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对这桩“富贵”却是没什么兴致，若非是石越的亲笔札子，他多半会托病拒绝，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条件——辽国退兵并归还一切被掳百姓财物，罢免耶律信，两国重申熙宁年间之誓书，永为兄弟之国，并互遣皇子为一名为质——唐康心里面便平生满腹的怨气。
因此，当唐康与吴从龙在武邑见着渡河而来的耶律昭远之时，他心里面想的尽是战事结束之后，便要辞官去国，到南海诸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让唐康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来几乎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两国议和之事，在头一日，却是当场便闹了个不欢而散。
如此结局，吴从龙固然有些呆若木鸡，仿若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暗喜。
辽人不仅完全无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来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开价，而且还开出了一份让唐康觉得简直是荒谬之极的要价——辽国要求宋朝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并“赠送”辽主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缗钱二百万缗、精绢两百万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风闻的要价，更高出了一百万缗缗钱。
唐康读过文书，当时便拂然大怒，将文书掷还耶律昭远，转身就走。而那边三个使节，除了耶律昭远外，另外两人看过宋朝要求的条款，同样都是满脸怒容，并出言不善——为着谈判的需要，唐康与吴从龙商议之后，交给耶律昭远的条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条，诸如：辽国赔偿宋朝损失计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许以马匹牛羊折价偿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驻军耕种放牧渔猎；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割让辽国占领之河套地区予宋朝……
在唐康看来，这都已经是让辽人占了极大的便宜。然而在辽国的使者眼中，这却无异于羞辱。
若非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从中竭力转寰，和议几乎就此夭折。
最终，双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吴从龙与耶律昭远做主，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让步，次日再议。
然而第二天的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辽国做出让步，愿意重新接受熙宁之盟，互遣皇子为质，并将“赠送”辽主的钱帛削减一百万缗。但其余诸条，一条也不肯答应。吴从龙则和唐康商议之后，不再要求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同意将辽国的赔偿削减五十万两。
双方分歧之大，看起来根本无法弥合。
只是因为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仍然在竭尽全力的努力，这谈判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但从第三日起，唐康便干脆不直接参预谈判了。而辽国那边的情况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从这天开始，便只有耶律昭远一个人过来，与吴从龙交涉。唐康知道，对于吴从龙来说，是战是和都是无所谓的，就算他心里有什么主张，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时大概也已经渐渐熄了做“和议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够参与甚至主持对辽国的谈判，这对于吴从龙来说，依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谈不成，若他表现突出，日后仍是极重要的资历。而耶律昭远，唐康也早就认识，在辽国朝廷之中，他是主张与宋朝维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阶层的代表之一。仅以谈判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都是抱着想要达成和议的期望的。只是，仅仅靠着谈判者的诚意，是无法拉拢宋辽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吴从龙都会来找唐康商议，汇报白天的进展，认真的讨论哪一条可以继续让步，分析辽国君臣的心思，猜测他们真正的底线，撰写报告宣台的节略……谈判本来就是十分艰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宁以来，宋辽两国之间的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点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以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级鲜明，无人敢犯，又有一个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么局面。
唐康也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七天之中，他外表无所事事，但是心里不知多少次怀疑石越与王厚是假议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绝对瞒不过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议和假议和，辽国君臣绝不会傻傻的被石越与王厚牵着鼻子走，他们心里面必然也有几个时间点，如若到了那个时间，仍然议和不成，辽军必然也会有所举动。而宋廷这一边，涉及和战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没有半点争端。但是，尽管有这些怀疑，让唐康始终弄不明白的是，石越与王厚，以及宣抚的众谟臣，同样也是一时人杰，他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辽国君臣绝不肯被他们轻易牵着鼻子走这件事……
既然无论如何都难辨真假，唐康便干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该发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远，也会彻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会报道朝廷中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最关键的，皇帝与御前会议其他成员的态度！
他仍然有一个让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总有一日，朝廷会问到他的意见。
而且，这些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七天的谈判之中，他和吴从龙不断的接到宣台的指示，吴从龙几乎每天都会奉命向耶律昭远做出或大或小的让步，到八月二十日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划定的底线了。而辽人的让步却极小，数日之内，双方其实只达成两个共识——以“熙宁誓书”为日后两国关系之基础；不将对高丽国的宗主权问题归入和议之中。但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尽管耶律昭远松口表态，辽国要求宋朝“赠送”辽主的钱帛数目仍可商议，表面上看双方达成和议的障碍越来越少，可唐康心里面却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双方的分歧并非几个条款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石越的开价看起来诚意十足，但摆明了是以潜在的胜利者自居。而辽国表面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却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认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余万精兵严阵以待，但辽人亦同样自恃有十万战无不胜的铁骑。并且，将来若有决战，必是野战，这更是辽军之长，况且又是在一个极合适骑兵作战的地区，辽人是相信自己占据优势的——至少从辽人的作派中，从吴从龙所转叙的耶律昭远的言谈举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断的。这是他在和议之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辽主愿意议和，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宋军也不可小觑，再打下去，为了这种胜利，他要付出的代价与风险都太大了一点。辽军虽然丧失了一些主动权，然而另一个层面上的主动权，辽主仍然有理由相信还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韩宝治军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辽主依旧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国，明年再来！
尽管唐康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辽人还有啥本事“明年再来”，但他至少已经看得明白，辽主麾下十万铁骑，断不会当真被宋军区区几百门火炮所吓到。火炮对于骑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胁，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唐康虽然认为火炮对于扭转宋军的战略劣势意义重大，却也并不相信几百门火炮对数以万骑的契丹铁骑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对辽主产生威慑的，应该是那几百门火炮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国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仅仅取决于火炮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等级而已。大宋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和平之时国库开支要优先满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火炮如果能排在优先事项前五十名之内，大概所有支持发展火炮的文武大臣们都要欢呼雀跃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从熙宁中后期至绍圣初年的具体情况来看，若非是司马光、石越全力经营两北塞防，构筑大名府防线，再加上受到耶律冲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装备火炮的事能排进前一百名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宋朝与辽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辽国，如果辽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赵顼死而复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内的严重对立，最终搞得半个国家无法运转的话，那他最好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他的国库开支情况，以及各位大臣们的好恶取向。若单以绍圣初年的那几年窘状来说，他每往军费开支上增加一文钱，大概都得事先准备好几十个重要大臣的职位该由谁来顶缺……
但是，当真正的面对战争威胁之时，那就全然不同了。
这些事情，辽主自然也是明白的。只不过，在此之前，宋朝从没有成功的向辽人展示过将国力转变为军力的先例。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只是一直在用军队来消耗自己的国力，然后一无所得。在最极端的一个时期，他们每年花费了七八成的财政收入在军队上，结果举国上下，却只有一只临时整编的军队能够野战！
宋人趁辽国衰弱之机，一举击败西夏，收复河西之地，实现中兴，这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若从事后来分析，西夏内乱不已，许多贵人被宋人分化收买，而之前又穷兵默武，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与宋军战于坚城硬寨之下，白白损耗实力……如此种种，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职方馆获取的情报中，唐康知道辽国君臣之间不乏这样的议论，尤其是在受挫于西南夷之后，这种议论就更多——宋朝整军经武是一个方面，但西夏其实更是自取败亡……
总而言之，国力是一回事，军力又是另一回事。宋朝国力远胜于辽，大概辽国君臣都是承认的，但是论及将国力转为军力的能力，尤其是速度，那只怕最乐观的人也会有所保留。
更遑论是直观的“感受”。
火炮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今想来，辽主站在武强城上看到的，当不仅仅是那几百门火炮，还有冀州、永静之间七万余众连绵数十里的宋军营寨！
而王厚在武邑的火炮齐轰，只不过是让辽人直观的“感受”一下宋朝的实力而已。
许多事情，光道理明白有时候是没用的，必须要让他“感受”一下。
辽主想必“感受”已经很深刻，但即使他已经知道了宋朝将战争潜力变成现实的能力，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的归属，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可能拱手让出。辽人是自居大国的，并非历史上的那些胡狄蛮夷可比，因此，他们也是要面子的。更何况，不管未来如何，至少此刻辽军是真正的胜利者。辽主顶多是觉得宋军远比想象的难对付，生了些畏难之心，尚不至于有何惧怕之意。
而大宋，若连个和议条款上的“胜利者”都争取不到，石越的相位，大约也到头了。
这些个利害细节，都是唐康这六七日间才慢慢想明白过来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者观清”，他身在局中之时，不免觉得宋军已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击败辽军，那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忘记站在辽国君臣一方来看待战局的变化。但这数日间，他每日里飞鹰走马，反倒想明白不少事情。辽国君臣之间，定然也有许多人觉察到这个问题。只不过，辽人不管有多么了解宋朝，有些事情，他们也难以感同身受——譬如要让宋朝再一次接受一份身为战败方的和议，没有过这类历史经历的辽人，总是会将此想得太容易。能够明白这种心情的人，大约只有韩拖古烈等廖廖数人吧？可这些人却很可能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视为对辽国更大的威胁，而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言辞上润色一下，细节上周全一下，同时照顾到双方的脸面，也是可以办到的。
但惟有在这一点上，唐康却坚信不可能。若非是石越与王厚的种种行为，让唐康都觉得他们的确是真心实意想要议和，仅凭这一点，唐康就要认定石越在玩什么计谋。
因此，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唐康就几乎以为谈判破裂便是这一两日之内的事了。当吴从龙意外出现在他的营帐之外时，他心里还不由一阵高兴。这一天他特意留在营中读书，等的便可能突然出现的变化，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但当他笑容满面的吩咐护卫将吴从龙请进帐中，看见吴从龙的脸色之后，却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康时。”吴从龙落座之后，欲言又止的望了唐康一眼，脸色几乎是有些尴尬，但犹豫了一会，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方才耶律昭远带来一个消息。”
一听到这话，唐康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要翻脸了么？”
吴从龙摇摇头，抿着嘴，道：“这倒不是。算着日子，韩拖古烈该到东京有一两日了。不过耶律昭远大约也早就知道凭着吾辈，是难以谈成什么了，就算要翻脸，肯定要等等韩拖古烈的消息。他今日是来兴师问罪的……”
“兴师问罪？问什么罪？”唐康也糊涂了。
“他说数日之前，有三百余骑宋军偷渡白沟，在辽国境内袭击了一支运送财物回国的辽军，杀死五百余伤兵、家丁，抢走了几十车物什……”吴从龙苦笑一声，“这些宋军还留了一面旗帜在那儿，自称是致果校尉赵隆所为。”
